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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4,邹爱莲:《清史稿》纂修始末研讨,糗事百科

2019-04-21 12:42:23 投稿作者:admin 围观人数:209 评论人数:0次

《清史南宫萧空稿》是北洋政府时期,经袁世凯附和,由赵尔巽为总担纲编纂的一部大型清朝前史史籍。因其未经总阅修订即匆忙排印刊行,故曰“史稿”。参加该史稿纂修的作业人员,前后有300多人,编纂时刻历达15年,终究成书536卷,800余万字。几十年来,《清史稿》为清史研讨供给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但其在政治观念、体裁编制、史实内容等方面,也存在许多问题和舛错。仔细研讨总结《清史稿》纂修始末及其经历经历,对刚发动的新的大型清史纂修工程,不无裨益和学习。

一、史馆的树立和纂修部队的安排

1、史馆的树立

1914年春,北洋政府国务院,呈请树立清史馆,纂修清史。国务院呈文曰:“在昔邱明受经,伯靥司籍,春秋而降,凡所陈之递嬗,每纪录而成编,是以武德开基,颜师古聿修隋史,元祐继统,欧阳修乃撰唐书。盖时有盛衰,制多兴革,不有鸿篇巨制,将奚以窥前代之盛,备后世考镜之资。况大清开国以来,文物明媚,治具咸饬……惟是先朝纪载,尚付阙如,后世追思,无从观感。及兹典籍具在,文献未湮,尤宜广召耆儒,宏开史馆,萃一代人文之美张学友歌曲,为千秋信史之征。兹经国务会议议定,应请特设清史馆,由大总统聘请专员,分任编纂,总期元丰史院,肇启宏规,贞观遗风,备登实录,以与往代二十四史,同昭垂鉴于无量”。○1

3月9日,袁世凯以大总统令的方法,附和了国务院的呈请。大总统令写到:“应即准如所请,设置清史馆,聘请通儒,分任编纂,踵二十四史沿用之旧例,成二百余年传信之专书”。○2是年8月,袁世凯又派贴身秘书吴璆,携亲笔信前往青岛,聘前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清史馆馆长。清史馆遂正式树立,馆址坐落故宫东华门内,房子100余间,库房一座,原为清朝国史馆和会典馆馆址。

赵尔巽接聘后,当即着手聘请人员,安排部队,开端编纂作业。先后聘任编纂人员一百多人进馆,别的还聘任声誉总纂、纂修参谋等亦近百人。

2、部队的组成

○1所聘编纂人员

馆长:赵尔巽

总纂:郭曾炘 沈曾植 宝熙 樊增祥 柯劭忞 吴廷燮 缪荃孙

纂修兼总纂:李家驹 劳乃宣 于式枚 金兆蕃 吴士鑑 李瑞清 耆龄 陶葆廉 于式棱 王乃征 谢远涵 朱钟琪 温肃 杨钟羲 袁励准 万本端 邓邦述 秦树声 王大均 章钰 王式通 顾瑗

协修:宋书升 唐晏 宗舜年 李葆恂 安维峻 张仲炘 俞陛云 姚永朴 罗惇曧 吴广霈 袁金铠 吴怀清 张书云 张采田 张启后 韩朴存 陈敬第 陈毅 袁嘉谷 蓝钰 李岳瑞

后来添聘者

马其昶 唐恩溥 刘师培 黄翼曾 夏曾佑 王树楠 夏孙桐 吴昌绶 奭良 瑞洵 姚永概 戴锡章 朱师辙 邵瑞彭 檀玑 刘树屏 何震彝 陈曾则 陈田

受聘未到或到馆未久者

简朝亮 袁克文 朱孔彰 王崇烈 陈能怡 方履中 商衍瀛 秦望澜 史恩浩(培) 唐邦治 陈曾矩 吕钰 余嘉锡 王以慜

校勘兼协修:王庆平 齐忠甲 吴璆 叶尔恺 田应璜 李景濂 傅增淯 何葆麟 (骆)成昌 徐鸿宝 赵世骏 杨晋 金兆丰 胡嗣芬 朱希祖 李哲明 朱方饴

提调:陈汉第 李经畬 金还周肇祥 邵章

收掌:谢绪璠 黄葆奇 尹良 王文著 尚希程 容濬 曹文燮 文炳 孟昭墉

收掌校对科长:董峻清 周仰公 秦化田 金善 刘景福 赵佰屏 史锡华 曾恕传 诸以仁 惠澂 胡庆松 刘济 伍元芝 锡荫 张玉藻 金梁

以上受聘者131人,实践到馆作业者前后共117人,其间撰稿者68人,收掌、提调等30余人。

○2声誉总纂、纂修参谋一百多人,不在此列。

○3前后三期实践撰稿者

榜首期:1914—1916年编制初定,开馆经费足够,故撰稿人最多,共66人到馆,其间总纂8人,纂修15人,协修43人。

第二期:1917—1926年,因受时局影响,经费支绌,薪水叠减,停薪自去者许多,撰稿人仅剩24人,新增聘协修2人,共有撰稿者26人,其间总纂8人,纂修7人,协修11人。

第三期:1926—1928年,此刻馆中仅剩14人据守撰稿,其间总纂4人,纂修3人,协修7人。

3、编纂人员的底子状况及相互联络。

参加清史稿编纂的人员,按其时规范,这些人“当有学术文章,能通史例为上选,而以有文采兼能悉心撰述者为次”。但这仅是对撰稿者的起码要求,从所聘撰稿者的实践状况看,还显现出下列几个特色:

○1遗臣居多

撰稿者中,以清朝正途身世的官宦居多,也有少数旗人因祖辈、父辈居功位显荫及后代为官者。

柯劭忞 光绪丙戌(1886)科进士,历官翰林院侍讲、日讲起居注官等。

王树楠 光绪丙戌(1886)科进士,历官户部主事、知县、兰州道、新疆布政使,宣统庚戌(1910)罢任还京,民国时遂不复出。

吴廷燮 光绪甲午(1894)顺天乡试举人,历官知府、巡警部郎中,民国时任国务院核算局局长。

夏孙桐 光绪壬辰(1892)科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与修《国史会典》,文渊阁校理。历官知府、护宁绍台道。辛亥革新后,辞官归里。

缪荃孙 光绪丙子(1876)恩科进士,改庶吉士,次年散馆一等,授职编修。庚子之变后,张之洞在湖南推广新政,缪活跃赞襄,并赴日本查询学务,回国后兴办江南图书馆。

秦树声 光绪丙戌(1886)科进士,历官云南府知府、调护迤东(西)道,特旨以道员补用,擢迤南道、迁云南按察使,庚戌(1910)改提法使,辛亥改授广东提学使,革新军起,叹时势不行为,避居沪上,自是不谈世事。

吴士鑑 壬辰(1892)科进士,授职编修,充会典馆汉文总校,并武英殿总纂,提督江西学政,署理湖南提学使。武昌起义后奏请开缺允准,至沪服侍爸爸妈妈起居。

奭良 贵州按察使承龄之孙,光绪年间,因旗人故,荫奉天县令后擢东迤道,山西河东道,湖北荆宜道、江苏徐州道等职。

瑞洵 大学士琦善之孙,乌鲁木齐都统恭镗之子,光绪丙戌(1886)科进士,荐至内阁学士,出任科布多参赞大臣,不久被人以“到差打扰台站”劾官,自具疏抗辩,愈拂上意,遂废置不复用。

撰稿者在清朝为官的阅历和布景,首要使他们对前朝存一种特别的爱情,讴歌清朝、宣传忠君是他们的一起方针,“修故国之史,即以恩故国”。其次,他们了解清朝典制,了解政体运转进程,又多为文职官员,有的还直接任国史馆编史修志之职。当事者修当朝史,成了修我国古史的特例,提高了修史的速度和史实的牢靠性。为官的布景使他们中的大大都人具有很强的安排能力,在世事多变,紊乱不安的条件下,和谐联络,想尽方法,使《清史稿》得以成书。

○2文人为主

首要撰稿者中大多功名身世,博古通今,国学见识较深,有的是当世公认的专家学者,他们为《清史稿》纂修奠定了坚实的思维文明根底。

柯劭忞 元史专家,集30余年心力,征外籍、考大典、博采佚存旧闻,撰成《新元史》257卷。1920年徐世昌出资为之刊刻,并以大总统身份颁令,以《新元史》增入廿四史,而为廿五史。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因而特赠柯劭忞声誉文学博士。有自刻诗集《蓼园集》,著有《文选补注》等书。○3

王树楠 年青时随读莲池书院,深得曾国藩、李鸿章欣赏。殚心著作,至老不少辍,尤以小学特精,常以《尔雅》、《广雅》、《夏小政》诸书订证经文,在晚清学界别出心裁。其著书共53种,685卷,内容触及训诂、管用、地舆等方面。○4

王式通 法学家,清末任刑部主事,参稽律例,充修订法令馆纂修,更定新律。后擢刑部员外郎,提调法令书院。学部树立之初,往日本查询学务,奏请查询法典,总方法令馆。民国时任司法次长署理部务,因对立袁称帝,遂谢病去官。预修《四库书目》,合撰辑《清儒学案》、《清诗钞》等,自著《志盦诗文集》。○5

朱孔彰 曾国藩督师皖南,延揽人才,诣安庆上书,被曾国藩所器重。后欲入曾国藩幕,委襄校江南官书局。著有《说文粹》,辑有《十三经汉注》等。○6

朱希祖 经史学家,晚清藏书家。学治史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师从章炳麟,创制汉语注音字母。任北京大学我国文学系、史学系系主任、教授。倡议语体文,主张治史当兼治政治、经济、法令、社会诸学。首要著作有《明季史籍题跋》、《汲冢书考》等11种,58卷。○7

刘师培 掌管《警钟日报》,兴办《天义报》、《衡报》,曾在四川国学院讲学,下一任北京大学教授。著作凡群经小学、学述及文辞、群书校释、诗文集、读书记等60余种。○8

劳乃萱 宣统元年任宪政编查馆参议官,兼资政院硕学通儒议员,后擢大书院总监督,署学部副大臣。其著作多散佚,现存《遗安录》、《古打算考释》等14种,43卷。○9

吴士鑑 古文字学家,翰林院编修,会典馆汉文总校,武英殿总纂,曾往日本查询学务。对钟鼎文字颇有研讨,撰《商周彝器释例》,有著作11种152卷。○10

吴廷燮 清末任民政部右参议,兼宪政编查馆批改,法制局参议。民国时任国务院核算局局长。对近代掌故研讨较多,著作有《明春秋草》、《万历百官表》等9种100余卷。○11

罗惇曧 民国时任总统府秘书,曾为袁克定教师。后热衷于戏剧创造,曾为程砚秋编《红拂传》、《孔雀东南飞》等戏。○12

姚永朴 经史学家,专治经于注疏,旁及子史、小学、音韵独树一帜,历主广东起凤书院、山东大学、安徽高级书院、北京大学法政校园、东南大学、安徽大学讲席。所著书有《尚书谊略》、《蜕私轩易说》等18种约数百余卷。○13

袁嘉谷 翰林院编修,先下一任学部编译图书局局长,国史馆协修。通音韵之学,尤重《广韵》。著有《滇绎》、《卧雪堂诗集》等7种49卷。○14

缪荃孙 翰林院一等编修,晚清藏书咱们,目录学家。是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的主创人之一。历主南菁、钟山、泺源、尽心等书院讲席,一生研讨文史,考录金石,校订旧籍,撰《书目答问》,编纂《顺天府志》等共25种,约315卷。○15

金兆丰 文史学家、书法家,翰林院庶吉士,留学日本。充大书院教务提调,先后兼充国史馆协修,编书处协修,实录馆纂修,武英殿校对各职。著有《校补三国边境志》、《尔雅郭注补》等。○16

马其昶 学部主事,经学家,师从桐城古文派吴挚甫。《易》、《书》、《诗》、《礼》,皆有成书,共17种300余卷。○17

《清史稿》的首要撰稿者以文人为主,他们熟读经史,远崇孔孟,近效万(斯同),大多膺任史(文)职,君死臣辱的封建思维根深柢固,尽管《清史稿》的纂修为他们供给了展现本身才调的时机,但陈旧的观念使史稿的思维性和学术水平遭到严重影响。

○3联络亲近

《清史稿》首要撰稿者中的文人和官宦,由赵尔巽操纵而成,文人首要以桐城古文派为主,也有一些旗籍文人。实践撰稿中桐城派多主文,主写汉传、列传;旗籍文人多主义,主写满传、本纪。旧日尽管满汉官宦间政治上的防备根深柢固,学术上的门户之见又由来已久,但两派的学术旨趣在编纂清史时渐趋一起。总归,两派的成员联络较为亲近,比好像出一门,父子相随,兄弟相从,乡邻同呼,师生相望,功名同科,同学相应,可谓人才辈出。

桐城古文派在清代文坛占有首要方位,“全国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清史稿首要撰稿者中大多出此门下。柯劭忞皈依桐城古文派门下,娶桐城咱们吴挚甫之女为妻。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皆为桐城人,三人同乡同里又同为吴挚甫高足,二姚为胞兄弟,桐城咱们姚鼐后嗣,姚永概又为马其昶妻弟。夏孙桐之母姚太夫人为姚鼐之裔,自小受教于其下。夏孙桐与缪荃孙为同乡,其三妹嫁与缪荃孙。朱孔彰为朱师辙之父,朱家世习桐城古文,朱方饴为朱师辙堂兄,夏孙桐“三女纬磷,适朱方殆”,故朱师辙称夏氏为“夏闰丈”。秦树声为固始桐城派传人,朱师辙为其门下弟子,且为其婿。八旗籍文人中,奭良为赵尔巽表侄,瑞洵与(骆)成昌为表兄弟。吴廷燮、金梁为赵尔巽幕府中人。王树楠、柯劭忞、秦树声、瑞洵为光绪十二年同榜进士。夏孙桐、吴士鑑为光绪十八年同榜进士。秦树声、柯劭忞二人入仕后,诗词唱和,直至秦终,张尔田曾师秦树声。

总归,清史馆人中的组成结构和人员的状况虽“远不如修明史人才”,但首要撰稿者中,特别是第三期编纂人员中,清朝遗臣居多,前朝文人为主,且相互间联络亲近,显现其独有的特色,为《清史稿》在其军阀混战,经费干涸的条件下成书创造了条件,“在馆之员,等于半尽责任,皆为拥护清史必成之人”。

4、部队的安排及处理

《清史稿》编纂十余年,其整个部队的安排底子是松懈的,没有清晰一起的处理和安排准则。榜首阶段,部队刚刚组成,悉数没有安排妥当,作业安排无序,到馆离馆无人过问,不少人不辞而别,未留下撰稿。第二阶段因政局动乱,经费无着,东华门常闭,散者益众,馆务底子中止,撰稿人等于半尽责任。第三阶段馆内只剩下十余人,更无处理准则可言。其整个安排和处理,仅约有如下方法和方法。

○1编纂人员由馆长聘任。清史馆人员没有固定编制,一切人员,均是聘请的。其间重要人员由馆长致函或参见直接聘请。如赵尔巽到差之初,即亲身访问夏孙桐,请其出头任总纂。政府官员的聘请,一般由馆长先致函该单位,委该单位选定某人后,再以史馆名义聘请。各当地担任收集材料的访员,则由该当地公署遴选,史馆附和后聘请。

○2分任功课。根据每人研讨特长,撰写前分认功课,分认状况,列表挂号,挂馆长作业室。如1922年订担任列传功课人员为:由奭召南接办天聪、崇德、顺治朝诸王传;康熙朝列传添邵瑞彭相助;乾隆朝请章钰相助,咸同朝由朱师辙相助。

○3定时交稿。史馆编纂人员均不住馆,所撰稿件,定时交馆,一般是“两月一课”。

○4薪水分等。

a、清史馆人员,薪水待遇悬殊,所聘者,约曾经清官阶资格略分等级,按月付出薪水,最高者每月薪水600元(银元),最低者每月30元。

b、不能按时交稿或所交稿件不能用者,停发薪水。据时人回想,第二期中,“馆长辞去撰稿不能用者,与久未交稿者,而停薪者甚伙”。

c、所聘各地访员、兼职专员适量给酬劳。如山东省公署规则,“访员纯属声誉职,但得酬量景象,援照国史馆方法,按月给予纸笔车马费”。

d、暂时抄字按字数给酬。编纂人员在撰稿中,往往须请人抄稿。史馆曾规则,“榜首次抄稿,由各人自觅书手抄写,按千字小洋一角,由馆核算”。

二、编制的谈论与树立

《清史稿》编制谈论进程,大致通过两个阶段。榜首阶段是馆表里人士上条陈提主张阶段,第二阶段是安排谈论,拟定史目阶段,此阶段又分为馆内谈论,拟定草目和向社会发布所拟草目,批改弥补,树立史目两个进程。

榜首阶段

开馆之初,馆表里人士纷繁致书史馆,或致书馆长赵尔巽,提出了各种编制主张。“当开馆之初,首要谈论编制,时主张者众”。“编制不决,主张蜂起”。其间首要有:

1、于式枚、缪荃孙、秦树声、吴士鑑、杨钟羲、陶葆廉六人所上《拟开馆方法九条》。

2、梁启超《清史商例榜首、二书》。

3、吴廷燮《清史商例》。

4、金兆蕃《拟修清史略例》。

5、吴士鑑《陈纂修编制》。

6、袁嘉谷、陈敬第《陈清史凡例商讨》。

7、朱钟琪《拟修清史目例》。

8、袁励准、王桐龄《上纂修清史鄙见书》。

9、张宗祥《陈纂修清史鄙见数则》。

10、朱希祖《清史宜先修志表然后纪传议》。

11、刘树屏《陈说邦交志定见书》。

12、卢彤《条陈收集书本及分类纂修方法》。

上条陈的人员,大部分是史馆编纂人员,也有部分是馆外人士。如梁启超、张宗祥、卢彤、杨钟羲等。

第二阶段

在广泛寻求条陈主张的根底上,史馆开端安排对纂修编制的谈论,此间,“馆中聚会数次”。谈论内容首要触及以下几个问题。

1、史体之定位

关于所修清史之史体,可以说未用大的谈论即底子达到一起。首要在国史馆的呈请和大总统令中,已将它定位为“踵二十四史”之作,尔后在馆表里人士的主张中,也大都以为,所修之清史,“为结束二十四史之史,清史今后编制怎么,自当别议”,本史则应是“与二十四史并排之书。”故绝大大都人士主张所用之史体,都是传统的纪、志、表、传旧史体。关于纪传体,他们以为“一代之史,实以纪传包含为宏,故后述目录者,皆以斯体为首,名曰‘正史’。”“史记为正史之祖……今修清史,于世家考谱之类,皆无所取,自当以纪志表传四者为定”。尽管梁启超提出了立异体裁,即以载记、年表、志略、列传四者组合而成的归纳编制,但实践并未超出纪传志表的史体结构。一起,又因“梁启超所言尤繁伙,然多不中义例”,而“各家所上史例,大都偏于旧史体裁”,所以终究谈论效果,“众以清史为结束旧史之时,不仿根据旧史,稍广类目,大体近法明史,而稍有变通”。

2、史目之拟定

《清史稿》体裁编制的谈论,首要是史意图谈论和拟定。其时谈论有两种方法和进程,一是安排馆内有关人员,就馆表里人士主张例目进行谈论,并以大都人主张为根底,拟定草目。二是将拟定的草目公诸报端,由社会人士评议。终究史馆归纳各方面定见,进行批改弥补,树立撰写目录。

在馆表里人士的条陈主张中,泰国时刻每个人在论述自己的编制想象时,都具编制举了所拟史目。

对本3344,邹爱莲:《清史稿》纂修始末研讨,糗事百科纪,底子都以为应从太祖努尔哈赤起,每帝一篇,共12篇。个别人提出了努尔哈赤、皇太极和宣统皇帝应怎么立纪,及多尔衮、载沣和慈禧太后可否入本纪的问题,但总的争议不大。

对志、传、表,则定见纷歧。每人所拟,例目悬殊,分法各相径庭。以较有代表性的于式枚等人所拟10份史目核算,志最多有的拟27目,最少有的拟13目;表最多有的拟15目,最少者拟6目;传最多者拟52传,少者只拟12传。而累计这10份主张中不同的例目,志有48类,表53类,传更多达96类。下面仅将于式枚等人所拟例目列表明之。

(一)于式枚等人所拟例目总表

例目作者 纪 志 表 传 补白

于式枚6人 12 16 10 18

梁启超26 事表14人表11 52 ○1原拟表在前、志在后○2纪只要准则定见,无具体数目

吴廷燮 12 27 15 21 ○1原拟表在前,志在后○2传目依其粗心核算

金兆蕃 12 14 9 传事20传人9

吴士鑑 12 13 7 13 原拟表在先,志在后

袁嘉谷 12 21 14 12

朱钟琪 12 21 13 12 原拟表在先,志在后

袁励准 12 22 11 26

张宗祥 12 17 6 19

朱希祖18 14其主张仅拟志表两项。故缺纪传核算。

阐明:

(1)在表二、三、四中,目数核算时,凡内容一起而用词纷歧者,均予列在同一栏内计之。

(2)有些目下分若干项,因表格所限,略而未列。

(3)因表格所限,表二中,梁启超拟事表14目,表三中,金兆蕃拟事传11目和梁启超拟传52目,均只做总数量的核算而未列在表内,为便于读者了解,特附后。

梁启超拟事表14:○1开国年表○2顺康之际靖乱年表○3西北拓境年表○4西南拓境年表○5嘉道之际靖乱年表○6咸同之际靖乱年表○7交际和战年表○8藩服年表○9庚申之役月表○10甲午之役月表○11庚子之月表○12逊国月表○13与国年表○14大事通表

金兆蕃拟事表11:○1台湾○2表里蒙古○3青海四部○4准噶尔○5西藏○6巨细金川○7土司○8琉球○9缅甸○10安南○11朝鲜

梁启超拟传52:○1孝钦显皇后传○2两摄政王合传○3明四藩载记○4明遗臣传○5明遗民传○6开国亲臣传○7开国相臣传○8开国将帅传○9开国诸臣传○10顺康相臣传○11顺康将帅传○12顺康疆臣传○13顺康言臣传○14顺康诸臣传○15雍乾相臣传○16雍乾将帅传○17雍乾疆臣传○18雍乾言臣传○19雍乾诸臣传○20嘉道相臣传○21嘉道将帅传○22嘉道疆臣传○23嘉道言臣传○24嘉道诸臣传○25咸同亲臣传○26咸同相臣传○27咸同将帅传○28咸同疆臣传○29咸同言臣传○30咸同诸臣传○31光宣亲臣传○32光宣相臣传○33光宣疆臣传○34光宣言臣传○35光宣诸臣传○36河臣传○37青鸟使传○38死节传○39循吏传○40儒林传○41文苑传○42卓行传○43孝友传○44艺术传○45方伎传○46烈女传○47宦者传○48客卿传○49叛臣传○50群盗传○51属国传○52叙传

经谈论比较,史馆底子取大都人主张,大致以于式枚6人拟立例目为结构,大都人附和拟立史目为根底,先立草目,再定撰写目。

于式枚6人所拟目,大体依明史编制,志16,表10,传18。他们在论述其编制辅导思维时写道:明史“三百六十卷,盖其书纪表不如志,志不如传,宏正前之传,不如嘉靖今后,此其大较也。然会聚数十年之名人,考证三百载之现实,上搜开国之群雄,下录三王之业绩,数人搭档,则类叙,一人数事,则别见,不漏不蔓,编制最善。今天修史,惟专仿明史,不必高谈皇古也”。○18因于式枚等6人的条陈,“颇能言明史之利害”,“而拥护者亦众”,○19故其主张为史馆所用。

20世纪60时代,台北学者曾将清史稿目、明史目及于式枚六人拟目做过比较。定论有三:(一)志。“清史稿志目十六,明史志目十五,是明史志目,清史皆有,惟改五行为灾异,历为时宪,而并仪卫于舆服,则明史目十五,清史并为十四,而增交通、邦交二志。清史目十六,有用于氏等拟目,惟删国语一目,而从兵志中之铁路轮船电报邮政,分出为交通志,乃从众议也”。(二)表。“清史稿表十类,比明史多五类,于氏拟目,虽亦十类,然清史无总理各国大臣年表,而外戚不从于氏改传,仍从明史作表,仅有二类收支,余皆从于氏之议,惟称号稍有更改,其实则同”。(三)传。“清史除散传十四类。明史二十类,清史删宦官、阉党、倿倖、奸臣、流贼五目,增畴人、藩部。是清史同于明史者十二目,余则或删或增,改变较多。至清史用于氏拟目十八,除掉外教、外戚、宦官三目,而改藩臣为藩部,旨趣稍异,以其有用其十四目”。○20

其时谈论中,尽管主张例目繁复,但大都类目只要极少数人提及,部分类目则定见比较会集。仍以于式枚10人主张为例,主张志目47类中,5人以上附和拟立的志目有18类,即:地舆、灾异、历、地舆、礼、乐、舆服、推举、职官、食货、河渠、兵、刑法、艺文、交际、校园、宗教、氏族;主张表目53类中,5人以上附和拟立的有11类,即:公主、封爵、藩属、军机大臣、部院大臣、疆臣、宗室、内阁大学士、督抚、青鸟使、藩部;主张传目96类中,5人以上附和拟立的有12类,即:后妃、诸王、藩臣、循吏、儒林、文苑、忠义、孝友、隐逸、方伎、列女、宦官。应该说,这也底子反映了史馆其他大都人的定见。咱们将此核算和《清史稿》史目相比较,可以看出,《清史稿》史目,大致没出这些例目之左右。如《清史稿》志16,其间15是上述5人以上主张拟目,只增了少数人拟立的交通一项;表10,取上述5人以上主张史目有8,另增了少数人拟立的皇子和外戚两目;传15,而上述5人以上拟立之12目全在其间。

史馆在选用馆表里人士条陈主张,拟定史例史目后,曾将拟目公诸报端,由社会人士评议。这是史馆编制谈论的第二步。如1915年,时任湖南省立榜首师范校园国文教员的易培基,在看到发布的例目后,即在《甲寅杂志》1915年榜首卷第6号宣布“清史例目证误”一文予以谈论。文曰:“曩于报端,见缪君荃孙所编清史例目,误漏逢午,比比皆是”。而易培基所谈论“曩于报端”所见之缪荃孙所拟清史例目,并非他和于式枚合上“开馆方法九条”中之拟目,经比较,当属清史馆初拟之例目,例目为:

纪12篇:太祖至宣统。

志19篇:地舆志、灾异志、时宪志、地舆志、国语志(附国书)、氏族志、礼志、乐志、舆服志(附卤簿)、推举制(下分制科、文科、武科、校园、荐擢、推选、封选、封荫、考成、捐纳)、职官志(下分官制、内官、外官、内务府、宦官、女官)、食货志(下分户口、田制、赋役、漕运、库房、盐法、茶法、钱法、矿藏、俸饷、征榷、国用)、河渠志、兵志(下分八旗、绿营、防军、乡兵、土兵、水师、水兵、边防、海防、练习、制作、马政)、交通志、刑法志、艺文志、邦交志、外教志。

表9篇:诸王世表、公主世表、外戚世表、诸臣封爵世表、藩部世表、宰辅年表、部院大臣年表、疆臣年表、交通年表。

列传19篇:后妃列传、诸王列传、诸臣列传、循吏列传、儒林列传、文苑列传、畴人列传、忠义列传、孝友列传、明遗臣列传、隐逸列传、艺术列传、烈女列传、卓行列传、货殖列传、土司列传、客卿列传、属国列传、叛臣列传。

易培基以为,该例目过错有十二。首要为:志目过繁,“致误之处,即在各目伪增”。如“国语志““氏族志”及兵志中“防军”项,均不合编制;传中有诸王而无公主,是男妇女不等,未存古义;诸臣列传规模太广,概念不清,好像蛇足等。○21

史馆在听取社会人士定见后,对所拟草目做了进一步批改弥补。如:减去了国语志、氏族志、外教志,志目由19改为16;传减诸臣列传等。在此根底上,终究承认了《清史稿》史目:

纪12篇:太祖至宣统。

志16篇:地舆志、灾异志、时宪志、地舆志、礼志、乐志、舆服志、推举制、职官志、食货志、河渠志、兵志、刑法志、艺文志、交通志、邦交志。

表10篇:皇子世表、公主表、外戚表、诸臣封爵世表、大学士年表、军机大臣年表、部院大臣年表、疆臣年表、藩部世表、交聘年表。

传15篇:后妃、诸王、列传不立目、循吏、儒林、文苑、忠义、孝友、遗逸、艺术、畴人、烈女、土司、藩部、属国。

3、史例之谈论

定史例,是《清史稿》编制谈论的又一重要议题。触及史例的主张许多很杂,包含纪传志表的撰写方法、撰写格局、撰写次序,以及用字、加注等各个方面。其间:

于式枚等6人主张中关于史例者有8:○1仿明史。○2办长编。○3三品以上臣工列传用阮文达儒林文艺传例撰写。○4所采现实,详注出处。○5有贰言之作业,“经折衷附考并于下,将来另成专书”。○6全史乐成后,再由数人分卷对各传加论。○7两摄政王传,仿史记屈贾例;明遗臣遗民传,仿欧史唐六臣传例撰写。○8仿范班史传,各传名、字并书。○22

吴士鑑主张有4:○1本纪,“当以3344,邹爱莲:《清史稿》纂修始末研讨,糗事百科史馆历朝本纪为根据,复以圣训、实录、战略互证之,删繁就要,准诸前史编制。”○2传,“列传以国史馆本传为根据……其间既无功勋,又无章奏,更无著作者,皆从删削,将其人散列于大臣疆臣表中”,全史乐成后,每传加论,“再由数人分任之”。○3表,分格撰写,按格招领。○4初稿加注,“俟全史有定稿,缮清本时,再行删去注文”。

袁嘉谷主张中关于史例者亦有4:○1分认编纂。“或一人认一门,或一人并认数门,或数人分认一门”。○2详注出处。“以一代之史,属数十人之手,何其重也!漏略可虑,唐塞尤可虑;臆造可虑,徇私尤可虑。是必先定一例,除序赞外,凡所采之书,签注出处,俟全馆互校,翕然无疑,发刊有期,再将签注全删,以昭信史”。○3润饰定稿。“编纂既成之时,再由总纂专任润饰”。○4裁夺时限。“期限之长,至迟当不过十年”。

别的,吴廷燮、朱钟琪、金兆蕃、卢彤、张宗祥、朱希祖等人主张中关乎史例者还有:○1正史之外多作表,正史之外多作图。○2先作志表3344,邹爱莲:《清史稿》纂修始末研讨,糗事百科,后作列传。○3地舆、舆服、礼仪志加图。○4名人传前加肖像“今修清史,似适宜我国正史外,别立异例,将名人肖像手迹及最有联络之图像,刊印简端,则名人精力业绩,均赖是而永传千古矣camboy”。○5增载记。行将列传不能容,而又有必要详记之作业载而记之。○6撰写时,以事附人或以人附事,两者取一,防止志传中一事重复呈现。○7总纂分主任。如“开国至康熙,一人领之;雍正至嘉庆,一人领之……一朝纪传,出一人手编订为宜”。○8内容求详。“以成完史”,“毋使后人引以为憾”。○9用明史例,“每卷卷首,列目篇各为起讫”。

对上述种种史例定见,经谈论,史馆大致仍以于式枚6人主张为主,兼采别人主张而用之。但总的说,其时对史例议得多,构成一起规则的少,还有些,“其时议定凡例,而有遵有不遵”。

对本纪,其时曾按旧史成例,拟定书例16条。○1每帝首书徽号名讳;○2郊天;○3年月重要政治;○4讨伐;○5巡幸;○6大赦;○7大灾水旱天变地震;○8蠲免赋税赈灾恩政;○9外国朝贡;○10订约改约;○11改定准则;○12大学士、军机、各部尚书、都察院升官,外省督抚免除;○13封爵之重要者;○14卒葬某陵;○15上尊号及立后;○16郡邑增改。“但本纪书例,虽有谈论主张,然未尽实施”。○23

对列传,通过多次谈论,直到1922年,修史时刻过半,才在夏孙桐等人再三主张下,开了一次会,拟定了撰修方法和凡例。据《清史述闻》记载,“七年,缪筱珊先生来京,力主先拟定传目,以时代为阶段,择人分任,久之,议乃定……然仍不能齐截,至十一年,始有邵伯絅提调,再议一起列传之举”。

其时所拟列传撰修方法首要有三条:“二、臣工传分卷方法与页数:甲,不分子卷;乙,每卷极多以四十页为限;丙,归卷格局,仍照前议,仿明史例;丁,专传边界从严”。“三、附传之编制:甲,附传以不提行为准则,其有不能不提行者,仍可提行。四、传论之方法:甲,每卷一论;乙,现在所拟之论,别纸附各卷末,以备总阅时之参阅”。具体撰写凡例为:○1姓名姓氏原籍;○2世系身世;○3升擢派遣;○4降革遣罪;○5升衔勇号花翎赏赍及荣典;○6赠谥恤典祠祀;○7著作轶事;○8年月日;○9地名官名;○10录载奏疏。既便规则如此详尽,因为有的人并未仔细履行,所以“两年事毕,其间咸同光宣四朝,皆不合用”。

总归,《清史稿》编制的谈论,仍是比较仔细的。特别是史馆树立初期,清朝消亡不久,撰修清史,引各界注重,馆表里知名人士,大都参加了谈论。只因时人思维知道所限,加之政局不稳有些订的不细不当或订而未行。

三、史料来历

修史首要有史料。当清史馆开馆之初,于式枚、吴士鑑、袁嘉谷、张宗祥、卢彤等,皆有收罗档案、广采书本的主张。馆长赵尔巽也曾致函教育部声誉撰修云章,恳求派专员帮忙查询档案。函称:“史馆初开,以考献征文为急务,官书而外,惟朝章宪典之宜求总汇,虽在中枢,考证必资档案……拟请执事就部员中,妙选通才,遴委一二员,遥襄史局,专任馆务。”○24乃至有人主张:为寻求史料,要“重以酬金”。但在尔后的实施中,因为种种客观原因,材料收集并不十分广泛,特别是清朝档案,实践大多并未能运用。其时运用史料规模,首要有两方面。

其一,各种档案。

首要包含:○1史馆大库档案。内有各朝实录、起居注、各种战略、国史馆编纂的满汉臣工传及忠义、儒林、文苑、循吏、列女等传、地舆地舆诸志、各省方志等。○2军机处档案。根据朱师辙《清史述闻》记叙,其时这部分档案,“存国务院秘书厅榜首科,史馆曾行文讨取,国务院政事厅以作业须用未允。故史馆纂述各员未见”。只要极少数人曾运用其间之鸦片战争和白莲教档。○3其它如,战略馆档案、内阁大库档案、内务府档案、国子监档案、各部院及各省督抚署档案,其时虽许多人提议过,然因为这些档案没有收拾,加上其归属等问题,撰稿人均未能运用。用得最多的,是国史馆为修清朝国史而采编的各种史料。首要有传稿册、经历片、经历清册、行状、奏稿、年谱、祭文、咨文等,其间除传稿外,余皆出自官方文书的摘抄。别的也参照了《清实录》、《清会典》、《圣训》、《东华录》等官修、私修的史籍。

其二,采访书本。

清史馆原拟收集书本,包含各种图书、各埠报章、名人事略、各省地志、各省舆图及名人手扎小照等,并为此拟定了“清史馆征书规章”,行文各省。在江苏、浙江两省设了采访局,派人抄写、收集私家著作文集及有关书本史料;在云南、甘肃、山东等省,则设置了专门访员,专事担任收集史料,抄送各省文献书目到馆等事宜。如山东省长公署曾为此拟定了“清史馆访员收集史材方法”12条,其间规则:1、本署遴选,经史馆聘定后通行各道县;2、照清史馆征书规章处理;3、随集随送,各访员挑选后,每三个月由本署汇送一次;4、各县按所开事项处理,对处理不力,稽察不报者,由访员呈请别离惩办;5、各访员可自选博古通今者帮同收集;6、合于史材者留用,不合者发回原处;7、由本署收发处综理。○25可见其时采访书本的规则仍是十分具体的,有些省份也是十分注重的。咱们在我国第二前史档案所存的清史馆档案中,就见到一些其时各省呈送的有关人员行状册等材料。不过,或许因其价值不大,经和清史稿内容对照,这些材料多未运用。

别的,其时有的当地还有私家呈送书本到馆。京师大书院图书馆、江苏、浙江图书馆亦都有呈送书目及相关史料到馆。

四、政府的支撑与投入

政府设馆修史,较之史官私家作史,其优势就在于有政府的支撑,经费、人材、史料能有确保。清史馆开馆之初,正值我国政局动乱,百业凋谢时期,但北洋政府仍是从经费、人员及材料等方面给史馆较大的支撑与投入。

1、人力的支撑。初袁世凯附和开馆修史,本有羁靡清朝遗老,延揽人材之意,所以当赵尔巽受聘任馆长,提出“往代修书,即以养士,欲援曩例,以絷逸贤”的要求时,袁世凯很爽快容许,并拨足经费,由赵尔巽做主,广聘人员。清末耆儒通士,不少都进入了史馆。

一起,在政府的支撑下,史馆还向有关政府机关聘请了一些专员、访员,专事担任修史之联络、材料之收集等事宜。如史馆先是聘请了教育部执事于仲汉为声誉撰修,后该部又派出佥事吴震春、兼任秘书陈任中为专员,专任清史馆查询檀卷事。其他比如山东等省,则选派了访员,专任史料收集事。

2、经费的投入与支撑

○1经费来历及拨付

北洋政府对清史馆经费的投入会集在前期。

1914年至1916年,此刻袁世凯掌国,尽管中心财务收入几等于零,但给史馆的经费比较足够,每月拨款10多万元(银元)。最高者每月薪水600元。政府的这笔经费来历,首要是政府“善后告贷”。1914年5月17日,北洋政府审计院在咨财务部“催清史馆速交开办以来各月开销核算书事”中写道,“该馆本年三、四两月经费,系由善后告贷项下开支”。○26

1916年袁世凯逝世后,中经张勋复辟,北洋政府财务维艰,馆中经费骤减10万元,这今后递减,每月馆中经费只要三四千元,有时这三四千元也不能按时拨付,常以国库券、公债券代之。再后以致于无。因编纂人员的薪水已缺乏以养人,所以纷繁离去,从榜首期撰稿人66人减至14人。

进入编纂作业的后,所剩十余人几等于半尽责任,抄稿酬都无从所出,终究赵尔巽只好向军阀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等募捐,牵强保持。

○2经费的开销与处理

北洋政府的拨款,以经费开支为大宗,别的史料书本的收集、文稿的书写、物品的置办等公事性开支也包含在内。从军阀处的募捐款,首要后期用于对书稿的收拾、校对和刊刻出书。因为数额有限,仅够将书印出,剩下十几人薪水全无着落。书印出后,按预订价丁当每部书100元,有人主张按此价将书分给编纂者,以偿久欠薪水,后因遭大都人对立,此议未能实施。所今后期政府的投入已名存实亡。

3、其它支撑

首要是作业场所的支撑和材料的支撑。为修清史,政府将故宫东华门内原清朝国史馆馆作业处及会典馆作为清史馆作业场所,使之有修史的底子条件,另为修史需求,在政府支撑下,史馆得以向各省、各衙门收集档案书本等史料,并得以充分运用了国史馆的档案,这是清史馆可以成书的底子史料。尽管有些档案因各种原因未能运用,各省上报材料也十分有限,但没有政府对收集材料作业的支撑,在其时局势下,能用上这少数材料也是困难的。

五、修纂与定稿进程

《清史稿》的修纂通过,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榜首阶段,自开馆至民国九年(1920)初,为编纂初稿阶段。开馆初期,清史馆连续聘请各界学者130余人,实践到馆作业者80余人,分任提调、总纂、纂修、协修、校勘等职。尽管各人在馆久暂纷歧,成稿多寡不等,但因其时经费较为富余,且有清朝国史馆各种传包、志稿等可资选用,故于民国五六年间成稿最多。然至1917年夏张勋复辟,战事一开,清史馆闭馆数月,撰稿作业也停顿下来。后来康复,因经费已减,撰人散去多半,虽牵强保持,已是“音讯阒寂,无人闻问”。○27

这一阶段撰成的书稿首要有:柯绍忞撰地舆志、时宪志,吴廷燮撰诸大臣年表、部分本纪及地舆志表里蒙古七卷,缪荃孙撰儒林传、文苑传、康熙朝大臣传、土司传,金兆蕃撰太祖、太宗、顺治朝列传及列女传,吴士鉴撰地舆志贵州、新疆各一卷、宗室世系表、公主表、皇子世表及艺文志初稿,袁励准撰部分列传(后全未选用),万本端撰礼志、舆服志,邓邦述撰太祖、太宗本纪及光绪、宣统朝大臣传,秦树声撰地舆志直隶卷,王大钧撰嘉庆朝列传,章钰撰忠义传、艺文志,俞陛云撰兵志与部分列传,姚永朴撰部分列传及食货志盐法卷,罗惇曧撰交通志,吴广霈撰邦交志、地舆志安徽一卷及部分列传,吴怀清撰地舆志陕西一卷、食货志征榷卷,张书云撰礼志并补辑舆服、推举二志,张采田撰地舆志江苏卷、刑法志、乐志、后妃传等,张启后撰推举志、交通志,韩朴存撰地舆志东三省卷、属国传,蓝钰撰地舆志云南一卷,李岳瑞撰部分列传,叶尔恺撰宗教志之喇嘛教、基督教、回教各一卷,田应璜撰地舆志山西一卷,李景濂撰部分列传(后未选用),成昌撰氏族志之满洲、蒙古、汉军三卷(后因《清史稿》删氏族志而未用),金兆丰撰地舆志之浙江一卷及光绪、宣统朝列传,李哲明撰部分列传及食货之田制一卷,马其昶撰光绪、宣统朝大臣传,唐恩溥撰地舆志之广东、湖南二卷,刘师培撰出使大臣年表,黄翼曾撰部分列传,王树楠撰咸丰、同治朝大臣传,夏孙桐撰嘉庆、道光朝列传及循吏传、艺术传,奭良撰部分列传,瑞洵撰部分本纪,戴锡章撰邦交志,朱师辙继其父朱孔彰撰咸丰、同治、光绪朝列传并补儒林、文苑各传共170余篇,唐邦治撰军机大臣年表,等等。

其时馆内设有功课簿,于纪、志、表、传等有大体的分工。其间列传撰人最多,在馆之人简直人人皆有,每朝设有主体撰人,但每朝皆出世人之手,撰传之人有不少不谙史例,并有请人代撰者,其代撰之人有些更不知学术与规范,是以不能用者自多。整体而论,这一阶段漫无条理,如一盘散沙,“虽议有编制,而无总阅之人,总纂与协修等皆无联络统系,故人自为政,总纂与协修实相等,稿之能用与否,无人过问。”后来,李景濂撰吴汝纶传,甚为冗长,印出示众,世人谓银耳红枣汤其有违史例,所以自请告退。馆长赵尔巽才稍为注重,开端对稿件质量进行鉴别。

第二阶段,自1920年三月至1926年秋,所谓“收拾收束史稿”即统稿阶段,并添聘邵章为提调,“专司其事,与撰稿各员接洽”。

针对榜首阶段稿件编制纷歧,质量高低不齐的问题,缪荃孙于1918年到京后即提出“先拟定传目,以时代为阶段择人分任”的主张,但其时未被选用。1920年三月,史稿粗备,乃议进行收拾,“有西馆编比之举”。直到1922年头,清史馆召开了一次关于一起列传的会议,与会者有柯绍忞、王树楠、夏孙桐、马其昶、姚永朴、奭良、金兆3344,邹爱莲:《清史稿》纂修始末研讨,糗事百科蕃、张尔田、金兆丰、王大钧、邵章等10余人,议定方法十余条,首要有臣工传脱稿之期限,臣工传分卷方法与页数(篇幅),附传之编制,传论之方法,功课担任之进行,清稿之方法等。其时议定,全传脱稿期以当年旧历十二月为限,分四月、七月、十二月终三期交稿。此刻在馆人员仅二十余人,会上进行了分工:娘由柯绍忞、金兆蕃、奭良任国初,奭良并担任诸王传;缪荃孙、吴士鉴任顺康(吴士鉴未到,缪荃孙旋卒,以张尔田任之);金兆蕃独任雍乾;夏孙桐任嘉道,而以王大钧、朱师辙帮忙;王树楠、柯绍忞任咸同,朱师辙帮忙;马其昶任光宣,而邓邦述、金兆丰、姚永朴帮忙。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可是仍未能一起撰者(统稿人)的作业规范,议定的凡例,有遵有不遵者,作业进度也纷歧起,迁延至两年牵强完结。而咸同光宣四朝,仍不合用,馆中推由柯绍忞、夏孙桐再加收拾,柯又委之金兆蕃,因时局动乱,经费无出,夏、金二人皆未动手,后来刊印韶光宣诸传仍以初稿印行。

其他如纪、志、表等本来多有专撰之人,此刻在馆者持续编纂修订。而离馆诸人的稿件,无力顾及,底子上未加收拾。因而第二阶段统稿,首要进行的是列传,至1925年“已有大段结束”。这时“复再议批改”,因人员益少,经费无着,已难进行下去。

第三阶段,1926年9月至1928年5月,为聚稿刊行之期。

1926年秋,全稿粗具,馆长赵尔巽以年老力衰,亟思结束编纂作业,所以向军阀张作霖、张宗昌等筹泄身措到一批金钱,考虑发刊。其时馆中有些人以为史稿未经总阅审定,讹夺对立之处尚多,不方便利即行刊印。至1927年头,遂会集尚留馆中的柯绍忞等10余人,分工进行终审定稿作业:柯绍忞、奭良、金兆蕃、李哲明总阅本纪;王树楠、吴怀清、俞陛云、金兆丰、戴锡章、朱师辙等总阅各志;吴廷燮总阅表;夏孙桐与金兆蕃总阅列传,其间金兆蕃任乾隆曾经,夏孙桐任嘉庆今后;汇传由夏孙桐任循吏传、艺术传,章钰任忠义传,柯绍忞任儒林传、文苑传、畴人传,其他皆归金兆蕃阅审。悉数史稿,预订三年终审定稿。

可是,“甫逾半年”,到了1927年中,赵尔巽忽然提出全稿当即付印。尽管馆中人有不附和见,但赵尔巽于“病中尤迫不及待”。适联络筹款的3344,邹爱莲:《清史稿》纂修始末研讨,糗事百科袁金铠到京,赵尔巽乃付以经费,将刊印之事委之。在发刊词中,赵尔巽称“此稿乃大辂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所以名曰要害洞察力《清史稿》。蛇口集装箱公共查询议定之后,促编审各员极力资助,加快进度,每一卷成,即交馆发刊,期以一年完结。所以,袁金铠招金梁为总校,正式开端刊印作业。

当年九月,馆长赵尔巽病逝,柯绍忞代为馆长,与袁金铠、金梁定见纷歧起,“交稿不阅,即付金手”。北伐日亟,又将刊印之期缩为十个月。这样,许多书稿来不及审理批改,即付刊印,如光宣列传、艺文志等均用旧稿,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人专传,在印书将结束时没有结束,所以金梁径取初稿付印。

此次刊印共536卷。1927年12月印出各朝本纪及部分志、表、列传,共50册。1928年5月,印出其他行测部分共81册。其时共印1100部,金梁运往关外400部,称关外本。其他700部,因清史馆同人发现金梁有私行增改,乃进行抽改,成为关内本。

概言之,第三阶段的作业最为匆促、单薄。审理定稿的方案再三提早,大都书稿来不必及详加审定,乃至底子就没有审定。而其时馆中一直无总阅之人,即便审定之稿,亦不能视为终审定稿。全书以“未成之稿,遽以盛行”,也是百般无奈的作业。

《清史稿》编修凡十五年,其缤纷弯曲非寻常可比,其经历经历值得总结。

六、国民党政权对《清史稿》的处置及《清史稿校注》

《清史稿》刊印后,各方批判如潮,而关于怎么处置这部书,国民党政权曾几经改变。

1、20—30时代的禁驰。北伐成功后,故宫博物院接纳清史馆,曾安排人员对《清史稿》进行开始审阅3344,邹爱莲:《清史稿》纂修始末研讨,糗事百科查看,1929年12月14日具呈行政院,谓该书错谬,“计反革新、反民国、轻视先烈、编制不合、粗陋过错等,十有九项”,以为“为今之计,宜将背逆之《清史稿》一书永久封存,禁其发行”。所以国民政府遂将该书定为禁书,禁绝刻印、出售。

既禁之后,已印而封存清史馆的书悉数南运,只要各院部大僚分得一二部,而学者和研讨机构反不能得到。一起,因为关外已运去400套,民间私行刻印者亦不能制止。所以,许多学者恳求弛禁,或再事重修。在这种状况下,1934年11月23日行政院向国民政府呈检校《清史稿》陈述案,请“核发《清史稿》,由本院担任派员检校纰陋各点,并签注改正定见,再呈候国民政府判决方法。旋奏核准,即派本院参议吴宗慈专任其事”。○28次年,这项作业完结,吴宗慈共撰《检校述略》一册、检正表九册、补表六册。这一检校效果,提交国民党中政会谈论,“交查看者凡两次”,先交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邵元冲查看,邵主张清史应设馆重修,拨款一二十万,于二三年内完结。因对立者甚众,又交中政会内政、教育两股查看,未有效果。○29其时,行政院曾将检校效果发交教育部寻求定见。教育部提出“该史稿未批改之前,原稿似亦无妨仍准书店印行。惟须责令附印吴氏之《检校述略》或检正表,以资纠正,或请贵院(指中研院)前史言语研讨所纂述序文一篇,责令印行《清史稿》书商将序文列诸卷首,俾读者关于该史稿撰著人之政治僻见及莠言预先明,防止滋惑。”该部将此议函询中研院傅斯年,傅氏以为“永禁为势所不能”,而重修清史,此刻“恐不能顾及”,比较附和教育部的定见(惟主张序文应以教育部长名义)。○30继因“七七”事故迸发,此事中辍,而吴宗慈的检校表册在战乱中大部被毁或流失。

2、40轩尼诗时代之检校。1939年12月,国民政府树立国史筹备委员会,由张继掌管,其间一项使命便是查看《清史稿》。听说,该委员会曾进行了史稿的检校签注作业。1945年,“重庆我国史学会呈文教育部,愿担任校订《清史稿》,重印面世,复以成功还都,不果行。”○31

3、60时代校订与重修。国民党政权流亡台湾后,1960年由“国防研讨院”组成“清史编纂委员会”,以《清史稿》为蓝本,稍加修订,于1961年10月,与“我国文明研讨所”以协作的名义刊印《清史》一书8册。这部所谓的《清史》,“虽就《清史稿》体裁、立论、书法等有所匡正,然于《清史稿》蓝本及诸重要史料,则多未能悉睹,匆促成书,遗失舛讹,在所难免”,○32实践上同等废品。

与此一起,台湾不少人提出重修清史,经“行政院”函交“国史馆”担任。该馆经研讨以为“纂修清史,需求许多充分之史料。在台所存材料,残缺不全,复以人力与经费之约束,重修定本之清史,似非现在客观条件下所能进行”。已然重修清史不易,而《清史稿》底子根据官书记载,“具有前史价值”,那就不如将《清史稿》做一番校订,“或可供现在一般之参阅”。鉴于原清史馆的档案、书稿运台后由“故宫博物院”保藏保存,所以1978年10月由“国史馆”与“故宫博物院”洽谈,签订了“履行《清史稿》校注纂修方案合约”,由两家协作一起进行校注作业。《清史稿》校注的初期作业,由“故宫博物院”担任,自1978年10月至1984年10月,历时六年完结,参加者有昌彼得、索予明、刘家驹、庄吉发、冯明珠等,选用“不动原文,以稿校稿,以卷校卷”的准则与方法,“凡歧误纰谬,或同音异译,皆逐条考订,并注明出处。所引史料,则除清史馆存档纪、志、表、传原稿外,有清国史馆历朝国史稿、传包,暨实录、会典、东华录、文献通考、耆献类征、清史列传、满汉名臣传、碑传集等。凡校订四万余条。”校注的后期定稿作业由“国史馆”担任,“组成作业小组,由蒋君章、许师慎、朱沛莲、杨叔荪、胡健国、朱重圣等,试加新式标点,检阅校注条文,凡原书立论或史法失当处,又皆别离标示纠正。”终究,“再聘请蒋复璁、黎东方、杨家骆、黄彰健、宋唏、王家俭、吕实强、李守孔、刘凤翰、成惕轩、王恢、陈捷先等为查看委员”,进行复审。在校订复审阶段,对初稿进行了许多增删,“计新增校订得二万余条”。全书定稿后,自1986年至1991年连续出齐,共16册,连同《清史稿》原文凡1200余万字。○粗暴33

《清史稿校注》对《清史稿》全书逐字逐句进行收拾,举凡人名、地名、时刻、名物、史事等逐细核对,尽力探求务实,凡查出之过错,不管巨细,一概指出纠正,共出校47339条。这是《清史稿》成书数十年来最为体系、详实的一次考订,是一次集大成的作业。在校订中,校注者根据群籍多方援引,不只就史稿蓝本出校,其运用最多的是历朝实录,一起充分运用清朝许多的官书,旁及各类史乘,以及文集、笔记、方志,乃至外国史籍,并留神吸收近人、今人的研讨著作效果。经此尽力,底子廓清了《清史稿》存在的各类问题,别离考校诠释,为学术界供给了较为精确有据、详尽牢靠的丰厚材料,也为将来纂修大型清史供给了牢靠的根据,奉献巨大。可是,据张玉兴先生研讨,该书也存在显着的缺乏,留下不少缺憾,即校订不细,全书校订规范纷歧,一些重要文献遗失未被援引,因而,遗失与过错地址多有,乃至有些显着的过错亦未出校,有些出校的过错未得承认等。○34另一方面,校注毕竟是就《清史稿》规模而作,不或许脱节《清史稿》的限制,原书的严重过错、阙失与遗失,也不或许通过校注处理。因而,《清史稿校注》可视为纂修大型清史的一项重要的准备作业。

七、《清史稿》的版别

《清史稿》自成书以来,撒播极广,国表里先后重印,构成各种不同的版别,有关外本、关内本、东三省榜首次改正本、东三省第2次改正本、广岛本、南京本、上海本、中华书局点校本等,其间以关外本、关内本最早撒播,影响颇大。清史编纂之际,澄清其版别的来龙去直播tv脉,和纷歧起期版别构成的原因,将会对清史的编纂有学习效果。

1、关外本(关外一次本)

1927年清史稿书稿渐成,赵尔巽以时局多故,年老力衰,亟思告竣,始议发刊。不久赵尔巽病故,柯劭忞代馆长3344,邹爱莲:《清史稿》纂修始末研讨,糗事百科,持续其事。柯不通阅史稿即交给金梁,金梁随校随刻。1928年北伐成功,紫禁城闭门,此刻书稿还剩一些未校刻,金梁将其移归寓所持续校刻,他趁此增改稿件,私开职名,私作校刻记并自称总阅。共印书一千一百部,其间四百部被金梁运往关外发行,这批书称为关外本(亦称关外一次本),是最早印成在沈阳流转的版别。1977年4月,香港益汉书楼据该版别影印出书,平装三册,书名为《清代史料汇编》。

2、关内本(正本)

清史馆的人发现金梁对《清史稿》原稿私自作了改动,代馆长柯劭忞遂招集王树楠、夏孙桐、金兆丰、张书云、戴锡章、奭良、朱师辙等,谈论其事,他们不附和金梁的增删,决议将北京的存书,进行抽换、改动,由朱师辙具体履行,此本称为关内本。具体抽换改动如下:

(1)重列卷首编纂人员职名

其间○1删去关外本于式枚总阅一职名,因清史馆实无总阅之名。○2总纂删去未撰稿者郭曾炘、李家驹两人,将金兆蕃列入纂修。○3纂修删去顾瑗、杨钟羲、简朝亮、袁克文四人职名,因其为未上任或去职、声誉之故。○4协修中删去未到馆之吕钰等十五人及纂修已列唐恩溥一人,共十六人,增漏列协修袁嘉谷、唐邦治二人,关内本协修共四十四人。○5增列校勘兼协修孟昭墉。○6删去关外本所列文牍、图书、管帐、庶务科长及收发处长职名。○7校勘删孟昭墉、诸以仁,增列董峻清、周仰公、秦化田、史锡华、曾恕传五人。○8收掌删董峻清、秦化田、史锡华、惠澂四人,增列尚希程、王文著二人。○9删去袁金铠职名后“总阅”二字,改为总理史稿发刊事宜。○10删去金梁职名后“事宜总阅”四字,改为总理史稿校刻。

(2)删去金梁所写的“校刻记”二页。

(3)《艺文志序》原稿二页,金梁改动内容减为一页,改还原稿。

(4)列传二百六十卷中,抽换张勋、康有为传,改写劳乃宣、沈曾植的传论。劳、沈二人乃从二百五十九卷中分出,因而总目第二百五十九卷、二百六十卷传目,两个版别不同。

(5)删去志中“易类”书目六十四种。

(6)儒林传二,朱骏声改为正传,朱孔彰附之。

(7)其他抽改残篇三十余页。如列传之修正,以光宣两朝为多。儒林、文苑、亦有增改。

关内本与关外本(关外一次本),版别巨细相同,刻本三十字一行,每部一百三十本,目录一本共一百三十一本。关内本成书后大多没能发行,存于清史馆中。北伐成功后,清史馆由故宫博物院接纳,关于《清史稿》,“院中名人佥以此书过错甚多,须托付专家重加审定乃得行世”。1929年12月,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呈文行政院,将查看《清史稿》效果,罗列反革新、轻视先烈、不奉民国正朔、例书伪谥、称扬诸遗老鼓舞复辟、对立汉族、为满清讳、编制不合、编制纷歧起、有日无月、人名先后纷歧起、一人两传、目录与书不合、纪志表传相互不合、人名过错、业绩年月不详、沿袭守旧、浅薄、疏忽等十九项缺失,主张将《清史稿》一书永久封存,禁其发行。翌年二月,民国政府明令禁售,一切余书则分存国立、省立图书馆。《清史稿》书价翔贵,“由百元预订,竟涨到五六百金一部,而不行得书”。

3、东三省榜首次改正本

《清史稿》关内、关外本被禁发行时,金梁又将关外本批改,在东北影印出售,称为东三省榜首次改正本。改正本将全书由五百三十六卷减为五百二十九卷。他抽去的有:《公主表序》和《时宪志》中的“八线对数表”二百十七页,另将张彪传目删去。1960年10月香港文学研讨社据此版别影印出书,平装二册,称为香港本。

4、东三省第2次增修本○35

不久,金梁在东三省榜首次改正本的根底上又加批改,在文苑传二,姚鼎传后补入陈黌举、朱筠、翁方纲三传,并将赵尔巽传的内容进行了紧缩,此版别称为东三省第2次增修本,亦称关外二次本。此版别在许多《清史稿》版别中撒播最广,许多版都由此而出。

5、广岛本:日本广岛据东三省第2次增修本为蓝本,将其改为精印本出书,亦称所谓广岛本。

6、南京本:抗战期间,南京将东三省第2次增修本分裂影印出书,装成二大册,是所谓南京本。

7、上海本:1942年,上海联合书店据东三省第2次增修本为蓝本,用锌版影印分为二部,平装成二册出书,称为上海本。

8、1976年7月至1977年12月,北京中华书局据东三省第2次增修本,亦称关外二次本为作业本,以关内本,关外本为校勘本,以标点、分段为要点,将《清史稿》点校排印出书,内部发行。全书共48册,榜首册为目录,平装大32开,竖排繁体铅印。该书对三个版别篇目、内容不同之处都有附注,录出异文。关于史实过错及同音异译的人名、地名、部落等称号等一般不作改动,只在本篇内略作一起。清朝避忌字尽量改回。对少数民族称号,凡带有侮辱性的字样,除旧史中习见的泛称外,均加以改正。史文的脱、误、衍、倒和异体、古体字等,也作了校改。对原文行、段的错排进行查对校对。对原文文理不通或人名、地名等脱误查不到出处的当地,都保持原状。为查阅便利将原总目五卷兼并,不再分卷,略作补充。○36

1998年中华书局又将以点校本《清史稿》缩小影印,精装为四册出书,亦称中华书局缩印本。

《清史稿》版别许多,多年来撒播海表里,久为中外学术界广泛研讨运用,已经成为清史或研讨我国近代史不行短少的重要参阅材料,其版别的替换,更多地反映了社会的需求,贯穿了出书者和读者的志愿,清史的编纂出书将使他们多年的希望得到满意。

八、经历与经历

《清史稿》修纂前后十五年,“其间故事中辍”,真实修史“其实缺乏十年”,成书536卷,800余万字,包含有清一代前史,保存了许多史料,实属不易。其经历与经历,对今天重修清史仍具有学习含义。

1、政府出头,设馆修史。

自唐初树立政府设馆修史,一改前此史官私家作史(有些为受命就馆撰述)的局势,使修史经费、人员、材料等方面更有确保。尔后每遇鼎革,继起王朝对学习前朝准则,总结兴亡经历都十分注重,都要开设史馆,延揽人才,收集前朝史料文献,会集纂修前朝之史,历代不废,直至清朝之修《明史》,二十四史中三分之二均为政府设馆官修。

袁世凯为羁縻一班满清遗老,特开史馆纂修清史,其片面意图与历朝皇帝间或不同,注重程度亦不行比,但清史开馆纂修毕竟是政府行为,额拨经费(初期经费比较富余,民国六年今后北洋政府因财务困难“锐减额算”,则另当别论),网络人才颇众,其间不乏柯绍忞等通才咱们,有些人如梁启超等虽未就馆职也自动提出主张。一起,除了运用清朝国史馆等处档案材料外,该馆也得以行文各省收集图书、采访史料,如“江浙曾设采访局,抄写私家著作文集有关史料者数十函,其间多未刊之稿”。云南辑刊丛书处代为访求编送《云南清代硕学著作书目》、《明季遗逸著作书目》,甘肃设征书局,编送《清甘肃文献录》等,各省还呈送省志、州县志,此外辑送官绅经历现实材料亦不少。若非政府设馆,这些都难以实现。因而,设馆纂修,是《清史稿》成书的首要条件与经历。

重修大型清史,是一项巨大的文明工程,更需求由政府出头,组成专门机构,统筹担任,才可以顺利完结。

2、编制老练,有规可循。

“史之撰述,先重体裁。体裁不定,末由著笔”。我国自古以来史学兴旺,这是中华文明传承不停的重要特征,先后构成了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等多种史书编制。其间编年体为首起,并曾构成了《春秋》、《资治通鉴》等名篇巨制,但在封建社会获得正统位置的却是后起的纪传体,自“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史记》以降二十四史悉数为纪传体,历代修史只于类目略亲子游戏为增删罢了。当清史馆初设,首论史例,论者纷纭,首要有于式枚等六人合上的《谨拟开馆方法九条》,梁启超“清史商例”榜首书、第二书,以及吴廷燮上《清史商例》等。除梁启超外,“大都偏重于旧史体裁”,终究“馆中所采,以于氏九条为主,而参取各家所长以补之,大体近法《明史》,而稍有变迁。”

其时,梁启超、章炳麟等已提出了财物阶前意图地级“新史学”。梁启超曾对传统史学进行了强烈打击,以为前代正史“实为纪一姓之实力圈,缺乏以阐明政治之真象”,不能反映社会变迁与行进,只能称为“帝王家谱”,主张专门史与通史分工。章炳麟以为前史不是单纯的“褒贬人物,胪叙事体”,而应该有更重要的社会功用,即“创造社会政治进化陵夷之原理”。因而,他们都主张突寒酸史编制,有所立异。这些新史学,吸取了近代西方史学的观念,但也未能彻底脱节传统史学的捆绑,本身并不老练,其影响远未遍及,更不或许为清史馆中那班遗老们承受。相反,清史馆诸人身世旧学,对传统的纪传体最为了解、认同,毫无隔阂,其间如柯绍忞撰《新元史》即选用之,可谓轻车熟路。开馆修史,书成于世人之手,没有一套老练的为世人熟知认可的编制,或许容易测验新编制,肯定是不行的。《清史稿》选用传统史例,或许并不是最好的,但在其时却是十分正确的。

今天重修清史,其编制体裁的承认要考虑到今人的运用需求与习气,更要考虑到今世史学人员所承与著作特长,纷歧定非要强其就旧史之范,而与二十四史接轨。

3、集合人才,发挥众长。

设馆修史,一个重要优势在于可以集合人才,合世人之力以成书。清史馆开设之初,赵尔巽即“近取翰苑名人,远征文章名宿”,前后聘请100余人,实践到馆作业者达80余人,其间不乏史才拔尖、精力健旺的学者。如柯绍忞,于清末即努力于蒙古史、元史研讨,历30年尽力撰成《新元史》257卷,清史开馆被聘为总纂,撰地舆志、臣工列传,总阅本纪,并收拾审定儒林、文苑、畴人等传,赵尔巽身后,公举署理馆长,总成史稿之事。缪荃孙,光绪间中进士后,曾入国史馆为一等编修,后因与总裁徐桐定见不合而出走,游讲各地书院,主办江南图书馆,“身为旧balance史,生平收罗文献,有遗山石园之志”,学术名声很大,受聘为总纂,掌管儒林、文苑、孝义、隐逸、土司等传,直到逝世。夏孙桐,初聘协修后升总纂,专任嘉道咸同四朝臣工列传及循吏、艺文二传,“以老宿重望,隐然如万季野之主修明史”。其他如吴廷燮、王树楠、金兆蕃、马其昶、朱师辙、张尔田等,均为一时之选。这些人,于纪、志、表、传各有偏重,大都都一直其事,不只成稿最丰,并且第二、三期经费困难时各尽其责半尽责任,书稿卒赖齐截收拾。别的,除馆中之人外,社会上的作者有的自动送来稿件。

正因为如此,虽主其事者赵尔巽“非史学之特长”,而该书终得完结。《清史稿》编纂各阶段因经费等原因构成人员参差,但在客观上契合修纂的规则,即初期人员宜多,后期宜精,且有必要有一批主干从头到尾参预期间。

重修清史,必定集全国清史学界的精英力气,并且应责成一些专家专注努力于此,以总其成。

4、安身典籍,运用旧温州医学院王静档。

修史必参台阁典籍与官私档案文献。清史开馆,议者主张收集案卷,如清国史馆大臣列传旧稿,及内阁、军机处、战略馆等衙门案卷,兼采各地书本。实践修史进程中,以各种原因,未得运用内阁、军机处、宫中遍地的许多档案,但却会集运用了国史馆所存各朝实录、起居注、各种战略,各朝满汉文本纪与地舆志、地舆志、乐志、时宪志、仪卫志、舆服志、推举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艺文志等旧稿,内阁大臣年表、武职大臣年表等各种官制表,以及原纂、续纂与改定的宗室王公、回部、蒙古、国史功臣、国史大臣、忠义、儒林、文苑、循吏、列女等传稿,还有国史馆咨取的大臣经历现实册、史料长编和其他各种书本档簿等。国史馆的这些旧稿、档簿,原已按其时的史例加以收拾,留备修史之用。清史馆以实录等为纲,运用已有之稿,就其编制规模重加改写,这是《清史稿》成书的重要根底。

重修清史,选材必极广泛全面,但底子史料要皆在于清代实录典籍及内府档案等,一起,也应该全面吸收运用前此各种研讨与著作效果。

《清史稿》虽自降一格,不称《清史》,然刊行之后,仍不免遭人诟病,乃至被国民政府明令封禁,其错谬之处的确不乏其人。查看该书修纂,经历亦稀有端。

1、修史者情绪过错

《清史稿》撰者多为满清遗老,其故国情结很深,而袁世凯政府窃自辛亥革新,本身便是固执反抗的封建余孽,不或许对史馆主旨律以行进的革新的要求,因而《清史稿》作者在修史中清晰站在清王朝的情绪上,对清朝皇帝树碑立传,而对清朝控制之漆黑尤其是近代以来的糜烂卖国未能照实反映,反而有意掩盖点缀。关于反清革新一概对立,将白莲教、太平天国等诬称为“匪”、“逆”、“贼”、“寇”。虽身在民国,仍持对立辛亥革新、对立民国的情绪,不只对兴中会、同盟会树立及孙中山等领导的许多革新活动略而不记,间或有所记叙,必加以贬低斥责,称革新烈士之献身为“伏法”,称武昌起义为“革新党谋乱于武昌”。其书民国今后之事,不必中华民国编年,而以春秋笔法书干支编年。如此等等,纷歧而足。因为作者过错的史观与情绪,使他们曲解近代以来我国人民掀起的一次次革新浪潮,不或许揭穿满清王朝控制的反抗迂腐的实质,不或许把我国的前史放到近代世界前史的大布景中加以查询,看不到前史行进的规则和封建帝制消亡的必定。因而,民国政府封禁该书,首责其政治情绪的反抗与过错。

清代前史去今未远,其本身处于我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演进的剧烈革新时期,有许多东西值得总结。清代中前期可以把封建文明推动到终究的顶峰,树立稳固了多民族一起的国家,而这今后期沿袭保存,不思进取,禁闭了社会的行进,终究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这一国情决议了近代我国民主革新的使命与进程。其经历经历,对今天的现代建造仍具有适当的启示效果。聚点网因而,重修清史,首要的是要曾经史唯物主义为辅导,才干对清代前史进行脚踏实地、科学体系地总结。

2、人才缺乏,安排不力

清史馆开馆之先,并没有进行修史专业人才的培育与储藏。开馆之后,集合了一批晚清名士,可是这些“翰苑名人,文章名宿”,大都非史学专才,其间以桐城古文派居多,于古文则雅驯,于史例往往未娴,因而,人们以为“修清史人才,远不如修《明史》人才”。而史馆对所聘撰者,又没有紧密的安排和科学的处理,各人的撰稿数量和质量没有人随时把关查看,除到馆未留稿的田应璜等多人外,还有一些人所撰之稿或编制不合或草率不精,终究弃而未用,如纂修夏曾佑作王文韶传未用,纂修陈曾则撰列传稿未用,纂修袁励准撰列传稿未用,协修李景濂撰列传稿未用等等。馆长赵尔巽后来逐步知道,“始稍稍鉴别”,解聘辞退了一些人。即便后来刊行各稿虽经第二、三期留馆诸人进行收拾,仍可见其质量良莠不齐。清史馆的这些人,虽于传统史例并不生疏,但因所业隔阂,不或许对清代前史进行深化地研讨,大都只能因国史馆旧稿改写,遗失错谬天然在所难免。

现在清史研讨人才许多,各有特长,纂修清史无虞乏人,但要长于安排,各就所长,构成合力,切不行各自为营,貌同实异。

3、史料收集运用有限

清史材料汗牛充栋,既有清政府掌管修定的历朝实录、圣训、起居注、部院则例、战略以及各种典籍,又有许多私家著作;既有现存的许多清朝中心衙门的原始档案,又有许多民间的碑传家谱等;既有丰厚的汉文史料,又有许多满文、蒙古文、藏文等少数民族文字史料;既有我国本身发生与保存的史料,又有外国保存或发生的有关我国的史料,等等。编纂清史,要尽头一切清史材料是不或许的,也是没能必要的,可是,要编纂一部体系完好的清史,那些首要的史料是有必要收集把握并充分运用的。

清史开馆,于式枚等主张于史料方面要“搜案卷”、“采书本”、“勤采访”,较为中的。但在编修进程中,做得远远不行。图书方面仅江浙、甘肃等省录送少数著作文献,以及京师大书院、江浙图书馆书目等,“余多未送”。其采访,各地辑送过一些官绅经历现实,而于许多的经济、社会史料全未触及。尤其是档案史料方面,除了国史馆的档案悉数接纳运用外,其他底子上没有可以运用。如军机处档案,保存着数千册数十万件满汉文上谕,上百万件满汉文录副奏折,“实为清史之底子材料”,其时“存国务院秘书厅榜首科,史馆曾行文讨取,国务院政事堂以作业须用未允,故史馆纂述各员多未见”。内阁档案,既有《满文老档》、满文《国史院档》、《秘书院档》、《密本档》等许多清初档案及许多地图等,史料价值极高,又有100余万件题本、各种杂件等,“清史馆未运用”。内务府档案,“清史馆亦常行文调取,然未能随手运用”。而宫中遍地档案,包含许多案卷、近百万件的满汉文朱批奏折均未能运用。清史馆未能充分运用清代档案,有必定的客观原因,其时档案未能会集保管,尤其是宫中遍地档案仍为溥仪小朝廷占有,难以取阅,另一方面这些档案没有通过体系收拾,不方便利运用。我国的史料姑且运用有限,清史馆更无力也无意顾及到国外的史料。史料收集运用的限制,是影响《清史稿》质量的重要因素。

时至今天,清史材料的运用条件(包含保藏保管、收拾、出书、现代技术手段等)已远胜当年,应该在修史中全面、体系地加以收集,充分运用。

4、编制不行详明

《清史稿》仿《明史》,用传统的纪、志、表、传编制,略有增删变通,其间不尽合理之处及修纂中的紊乱现象仍很杰出。南明政权历弘光、隆武、永历三朝,共十八年,天平天国树立了自己的政权,前后达十四年,影响所及十余省,依照传统史书宜设“载记”,《清史稿》中仅以《张煌言》、《李定国》、《郑成功》、《洪秀全》等几个人物传代表,于其政权建置、史事多半阙略,太平天国的重要人物如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等均未立传。《清史稿》设志目十六,较《明史》增邦交、交通二志,可是如“宗教志”等一些重要内容均未设志(宗教志初设,后来删去),即所修诸志亦良莠不齐,如《河渠志》仅记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四条,竟遗最重要的榜首大江长江,其他如珠江、黑龙江、松花江等重要江河均缺载。《地舆志》只记载到乾隆朝,这今后半叶之地舆全无内容。《时宪志》所收“八线对数表”,是中学生就应学习把握的一般数学工具书,于清史毫无含义。其表列目十类,设外戚等无用之表,而于总理衙门大臣年表等反缺。列传设置更属紊乱,据考证一人二传者达14人,列女传开列数百人,绝大部分是封建纲常的献身品,并无显示含义,而于一些重要人物如思维家严复等反而无传,将民国十六年投湖的王国维列入《清史稿》忠义传更属荒唐。《清史稿》从清王朝的封建情绪动身,于编制设置阙略不详、紊乱不明的缺点是比较杰出的。

现在纂修清史,有必要在微观上反映有清一代的准则、史事和重要人物,提醒前史开展的规则与趋势,于编制制定必定要详慎清晰。

5、史事考订不细

《清史稿》一书因所用史料有限,又匆促成书,许多史事未能具体考订,过错失实之处许多。当年傅振伦《清史稿谈论》多有罗列,容庚先生批判其“毛举细故,”经台湾学者对该书进行全面体系地整理,凡正误、异同、脱衍、得失诸端加以检校疏注,共校注47,000余条。即便如此,据有的学者研讨,仍有不少过错未能较订,可见《清史稿》过错失实之处的确不乏其人。其过错失实,首要有时刻、地址、地名、人物、人名、官职、爵位、书名等类,大都都是未能具体考订构成的。如《公主表》载道光第六女寿恩固伦公主为“道光十年十二月生,咸丰九年四月薨,年三十八”,过错十分显着,或为笔误,或为排印时错衍“八”字。又如《忠义传》包立身传称浙江诸暨包村拒太平军,“巨细数十战,毙贼十余万”,至其失利,“合村死者,盖六十余万人”,试想太平军献身十余万人该是多么严重的战争,有谁见过“六十余万人”的大村?编者在运用史料时明显未加考量辩析。如此等等,这些是编印中的过错,占绝大大都。还有一类,归于其时的研讨定论后来被推翻纠正的,如《世祖本纪》称李自成“窜九宫山,自缢死”,今人研讨以为李自成是被当地地主装备击杀,而非自缢。这类过错当然不能概执今天之观念苛责于《清史稿》的作者们。

重修清史,乃千秋大业,必定要精雕细镂,不管稿出何人之手,都要严格要求,详考细校,一起要全面运用今人已有的研讨效果,尽量防止错谬。

6、经费不继,匆促成书

清史馆初设,政府额拨经费,比较富余,聘人亦多,成稿较快。但到1917年张勋复辟今后,北洋政府以财务维艰,多次减少史馆经费,以致于无。馆中撰稿之人散去多半,留馆之人半皆责任从事,抄校经费都无所出,终究赵尔巽不得已以个人身份乞款于张作霖、吴佩孚等人,总算得到一批金钱,此刻赵尔巽以年老体衰,恐不急待,更忧虑今后筹款愈加无望,所以不肯把钱投入到编纂上,急命袁金铠持款刊印,匆促成书。经费问题,是限制《清史稿》修纂的一个重要因素。

所谓“盛世修史”,编修清史是一项巨大的文明工程,从材料收集收拾、史稿的撰写审定,直到终究的出书印刷,都需求许多的经费,只要依托政府投入,依照各阶段方案与预算,定时拨付,才干确保这一工作顺利完结。

注释:

○1○19○20○23清史纂修委员会《清史稿纂修之通过》载(台北)《我国一周》1962年12月26日第557期

○2政府公报“指令”第六百六十号

○3—○15我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批改部主编《民国人物碑传集》人民出书社1997年

○16—○17卞孝萱、唐文权编《民国人物碑传集》联合出书社1995年

○18○22我国榜首前史档案收藏国史馆档榜首卷

○21易培基《清史例目证误》载《甲寅杂志》1915年第1卷第6号

○24我国第二前史档案收藏1057全宗第32卷

○25我国第二前史档案收藏1041全宗第84卷

○26我国第二前史档案收藏1066全宗第911卷

○27《史地学报》1922年榜首卷第三期第4页

○28○30我国第二前史档案收藏34全宗第457卷

○29傅振伦《重修清史之商讨》载《凯旋》1948年第34期

○31—○33《清史稿校注》榜首册:《清史稿编印禁售及进行校注之通过》

○34张玉兴《评清史稿校注》载《清史研讨》2003年第1期

○35庄吉发《整修清史刍议——以清史本纪为例》载《清史论集》(二)第550页

○36《清史稿》之“清史稿出书阐明”中华书局1977年12月第1版第1页

另:凡其他未注出处之引文,均见朱师辙《清史述闻》。终究部分选用了戴逸先生一些观念,见《清史研讨》中戴逸先生有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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